政務服務跨省通辦：基本面向、發展梗阻與治理策略

　　一、引言

　　隨著跨域治理（cross-boundary governance）這一公共管理熱點問題研究的不斷深入，跨域協同成為無縫隙政府、協同治理、整體性治理等公共管理理論聚焦研究的前沿議題。通過文獻梳理，傳統跨域治理理論對于“域”有基于組織邊界和行動者維度的界定、基于地理空間維度的界定，還有綜合上述兩種“域”內涵的整合性界定。[1]在政務服務領域研究中，“跨域”概念通常在“跨越組織邊界、跨越信息系統邊界”這個意義上使用，即建立在跨政府組織邊界的系統和流程的電子集成基礎上。[2] [3]根據電子政務互操作性的相關研究，“跨域”層次除了政府機構水平維度、垂直維度以及政府內外的邊界，還可劃分為不同文化或時區構成的地理邊界，技術、管理、認知和經濟發展差異造成的發展水平邊界等。[4] [5]由此可見，“域”的概念具有多個維度、多個層次。然而，結合政務服務實證語境對于“域”的規范化界定還存在研究欠缺，特別是隨著信息通信技術在政務服務領域的廣泛應用及其帶來的政務服務治理模式變革的影響，這似乎在提醒我們有必要重新檢視政務服務跨域協同的前提條件和策略選擇。

　　在綜合跨域治理理論和政務服務相關研究基礎上，本文對政務服務跨域治理中“域”的概念分別從“組織域”和“信息系統域”維度作進一步延展。一是跨組織域?？缃M織域包括政府內部的跨部門、跨層級、跨區域以及政府外部的企業、社會機構等。需要指出的是，我國政務服務領域除了傳統的跨部門、跨層級等固有模式，兩個跨域治理現象需要格外關注。首先，政務服務治理格局逐步呈現跨區域特征。其原因在于，隨著區域經濟社會一體化程度日益加快，單一地域的政府部門已經難以完全滿足企業和群眾日益增長的政務服務需求，客觀上推動了不具有行政隸屬關系的多政府之間日益緊密的協作。其次，政務服務領域的多元治理形態不斷豐富。除了政府作為主要的政務服務治理主體，企業和社會機構也更加積極地參與到與政府協作治理的公共價值創造過程中，政企社協同治理的形式不斷創新。二是跨信息系統域。數字化轉型趨勢下，除在上述跨“組織域”層次上，跨域協同日益顯現為破解既有信息系統域“碎片化”問題的挑戰。依據機構職能建立起來的縱向信息系統促進了中央至地方跨層級業務數據的歸集和流動，[6]同時，信息系統域之邊界也映射出依賴于各個系統存在的政務數據標準不統一、數據壁壘等問題。數字化轉型視域下，跨域協同的核心特征即是數據的共享利用以創造公共價值。為此，將數據資源從其依賴的信息系統高效調用、按需供給和共享互任的制度機制，促進面向服務需求的數據流動與業務流程的有機統一，成為政務服務跨域治理的關鍵。

　　實踐層面，政務服務“跨省通辦”是跨域治理的一種具象化表現，作為政府數字化轉型關鍵應用場域的價值功能初步顯現。[7]近年來，政務服務“跨省通辦”高頻事項全國通辦政策正在加快推進，且在長三角三省一市、京津冀+雄安、粵港澳大灣區、閩瓊桂、成渝等有條件的地方開展了一系列富有探索性的區域協同創新實踐。圍繞統一服務標準、暢通服務渠道、整合服務資源、強化數據共享、建立工作機制、構建網絡平臺，全面推進政務服務“一網通辦”“跨省通辦”改革，被視作“邁向整體政府跨界治理形態”[8]、“既是傳統政務服務的升級版，也是政府治理模式的創新”。[9]然而，目前“跨省通辦”還存在一些發展阻礙，如平臺和數據庫不能互聯互通，數據的存儲、調用和業務系統接口等標準不統一，數據共享機制亟待完善，部分法律規章標準互為掣肘，傳統行政管理體制與制度創新之間矛盾突出等問題，面臨權力邊界和目標差異的雙重挑戰。[10]

　　由此，政務服務“跨省通辦”成為我國行政管理改革領域一個新的研究議題。本文立足政務服務跨域治理情境，在厘清跨域協同的邏輯起點基礎上，首先分析了政務服務“跨省通辦”承載的歷史使命，繼而從經濟社會發展環境、府際協作水平和政務服務能力的差異等方面闡釋了其發展梗阻的三重邏輯，最后結合國家行政體制改革的總體趨勢提出了政務服務“跨省通辦”高質量發展的治理對策。

　　二、基于國家治理現代化視角準確定位政務服務“跨省通辦”使命

　　推進政務服務“跨省通辦”，承載著政府職能轉變、提升治理水平的重要功能，是暢通國民經濟循環、促進要素自由流動、增進人民獲得感幸福感的重要支撐，對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意義重大。

　　（一）政務服務“跨省通辦”是構建區域協調發展格局的戰略舉措

　　從全球范圍看，受市場化的直接驅動，各國紛紛通過空間的集聚、整合和協調構建區域協調發展格局。在此背景下，城市群日漸成為現代社會人口、科技、產業、服務、金融等要素的主要承載空間。國際上，根據波士頓咨詢報告的數據顯示，2015年全球約50%的GDP來自僅占約19%人口的300個都市圈，且近年來空間積聚和要素流動的趨勢仍在加劇。城市群已成為全球重要的經濟增長和創新活力的區域，亦成為國際主導的區域經濟形態。在我國，伴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及高質量發展要求，發揮城市群區域治理現代化的引領性和示范性作用已成為我國重大戰略導向?！吨袊鞘邪l展潛力排名》顯示，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長江中游、成渝等5個城市群以全國13%的土地面積集聚了47.8%的人口，創造了60.3%的GDP，成為帶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主要區域。

　　黨的十八大以來，城市群、經濟帶作為我國新的國家治理單元的功能日益凸顯。國家層面出臺的一系列關于城市群區域一體化發展戰略，對于推動政府間開展跨部門、跨地域、跨層級合作，提高區域經濟集聚度、區域連接性和政策協同效率具有重要引導作用。2015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了《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同年12月，國家發改委出臺《關于進一步加強區域合作工作的指導意見》。2016年，國家出臺《長三角城市群規劃》《成渝城市群規劃》。2018年，國家將長江三角洲一體化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同“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相互配合，逐步完善我國改革開放空間布局。目前，全國范圍內若干以城市群為牽引的協作區域初步形成，主要包括長三角一體化示范區、泛珠三角合作區、長株潭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等。

　　與此同時，我國經濟社會正在發生深刻變化，生產要素流動范圍更加廣泛，突破原有行政區域邊界的表現更加突出且更加頻繁，政府、市場與社會主體之間聯系更加緊密、互動日益增多，企業和社會公眾對于便捷高效的政務服務需求不斷提升。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和國際形勢變化的影響，中央層面已經作出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城市群、經濟帶肩負著推動形成新發展格局的重任，無疑也對政務服務區域一體化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二）政務服務“跨省通辦”是深化府際協同的創新場域

　　國家高位推動是政務服務“跨省通辦”改革實施的根本保障。從國家層面，基于暢通國民經濟循環、促進要素自由流動和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的多重視角，著力促進府際協同和政務服務“跨省通辦”場景創新。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體學習時深刻指出，推進技術融合、業務融合、數據融合，實現跨層級、跨地域、跨系統、跨部門、跨業務的協同管理和服務，[11]即“三融”“五跨”。2017年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時要求，打通信息壁壘，形成覆蓋全國、統籌利用、統一接入的數據共享大平臺。[12]2020年9月24日，國務院辦公廳出臺《關于加快推進政務服務“跨省通辦”的指導意見》，要求在全國高頻政務服務“跨省通辦”事項清單基礎上，進一步拓展“跨省通辦”范圍和深度，為區域協調發展提供支撐保障。從實踐成效審視，國家層面的高位推動無疑成為政務服務“跨省通辦”改革走向縱深的最大動力。

　　地方發展驅動是政務服務“跨省通辦”改革創新的源頭活水。早在國家層面出臺“跨省通辦”政策前，一些地方出于自身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已經開始了跨省域政務服務通辦的創新探索?？缡∮蛘辗胀ㄞk發軔于人口密集、經濟活躍和要素流通頻繁的長三角地區，是長三角區域高質量一體化發展的應然之舉。2019年7月，“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發出了首張區域性政務服務通辦的營業執照，標志著長三角區域性政務服務一體化通道的搭建形成。隨后，上海青浦、江蘇吳江、浙江嘉善三地工作協調聯動機制和三區縣政務服務一體化建設專項工作組相繼建立，共同參加“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的綜合性治理創新活動。此外，長三角、京津冀、粵港澳大灣區、成渝、東北等地區，還不斷拓展“跨省通辦”范圍和深度，為區域協調發展提供支撐保障。目前，除了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這樣的“老牌區域”，許多無行政隸屬關系的地方政府之間也建立起了政務服務領域的合作伙伴關系。

　?。ㄈ┱辗铡翱缡⊥ㄞk”是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的新動能

　　國家一體化政務服務平臺成為政務服務“跨省通辦”的“總樞紐”。2020年12月，國家政務服務平臺“跨省通辦”服務專區上線運行，覆蓋就業、社保、醫療、養老、居住等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事項，不斷優化“搜索事項、申辦、查看進展、服務點評、意見和建議”等一體化服務，“跨省通辦”服務事項“一站入、一站辦、一站評”等利企便民舉措不斷優化。各地亦依托全國一體化政務服務平臺，一方面充分運用統一身份認證、統一證照服務、統一數據共享等公共支撐，另一方面推動人口、法人、信用等高頻政務數據共享，實現信息自動關聯、少填少報。如，2021年7月，東北三省8個城市率先開展戶口遷移業務的“跨省通辦”改革試點，將原來跑三次縮減到只需到一地一次即可，明顯減少了群眾異地往返的不便，大幅縮減了群眾辦事的時間和經濟成本。

　　政務服務“跨省通辦”成為深化“放管服”改革的“最后一公里”。第一，技術賦能作用發揮更加顯著?？陀^上，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興技術成為府際合作治理的耦合器，如，被譽為互聯網迭代技術的區塊鏈對建設數字法治政府就有著特殊的潛能。[13]北京市海淀區較早推動“區塊鏈+政務服務”應用，已有21家單位加入政務服務聯盟鏈，38類324個數據項已上鏈，區塊鏈充分發揮其獨特的信任體系和信任機制的優勢，推動不同地域的審批業務和便民事項實現了鏈上通辦。一些地方將銀行STM智慧柜員機設備作為“跨省通辦”新平臺，如，北京已在銀行STM渠道引入515項外省政務服務，并輸出18個熱點政務服務功能至其他省份。第二，多地聯辦和審批流程優化持續讓“減材料、減環節、減時限、減跑動次數”加速推進。如，山東省探索“跨省通辦、全省通辦”專窗制度，人證核驗及證件材料原件核對、分發流轉、辦理結果反饋流程不斷優化，“數據多跑路，群眾少跑腿”成為常態。

　　三、政務服務“跨省通辦”發展梗阻的三重觀照

　　關于政府間合作治理問題的研究，一些學者對影響政府間合作治理水平的因素進行了探究，如體制設計和先前合作的歷史[14]，組織間信任、互惠規范、相互依存等。[15] [16]然而，隨著數字化轉型趨勢加速，政務服務領域的跨域治理合作效能既受到經濟社會文化水平、政策法規制度等傳統跨域治理理論影響因素的作用，還突出表現為跨信息系統集成、數據共享利用和業務流程優化重塑等內部治理路徑的轉型。為此，跨域政務服務在整體治理目標達成、治理結構調適和治理過程協同的發展進路中面臨的阻礙更加復雜，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ㄒ唬┙洕鐣l展環境差異制約“跨省通辦”資源投入

　　空間異質性（spatial heterogeneity）來源于生態學概念，主要表現為資源在空間分布上的非均勻性與復雜性。從實踐看，空間異質性無疑構成了政務服務“跨省通辦”改革的客觀阻礙。不同區域或城市群的經濟基礎、社會文化、自然環境、技術水平等，對跨域政務服務的供給具有明顯影響。如，東莞市政務服務數據管理局招標公告顯示，2019年“信息系統集成實施服務”預算金額高達27.42億元，如此高的信息化投入是經濟欠發達地市所無法比擬的，而財力不匹配的地域之間很難通過“齊頭并進”的方式推進政務服務“跨省通辦”。又如，由于不同地區之間經濟發展不平衡，各地住房公積金提取比例、門診及住院治療報銷比例等差異較大，導致服務事項難以真正做到“跨省通辦”，因而出現“代辦”不“通辦”、“通查”不“通辦”現象。此外，若地理位置毗鄰的區域同處于財政洼地，與同為財政強省的區域相比，則難以依靠自身能力達成“跨省通辦”的目標，此時則更多借助于外部資源，西南五省和建行的政銀合作模式就是一個典型案例。

　?。ǘ└H協同合作水平制約“跨省通辦”數字化轉型升級

　　以創造公共價值為共同目標，政務服務跨域治理各主體、各種資源通過數字化連接后，在宏觀層面呈現為府際協作治理的網絡形態，在微觀層面映射為以數據為核心要素、以網絡平臺為載體的一系列協同創新活動。以數字化轉型視角審視政務服務領域的府際協作治理，集中反映出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辦理要素和流程標準不統一。調研發現，不同省份之間事項的申請材料、辦理流程、辦結時限和辦件結果均存在較大差異。在復雜多樣的政務服務標準條件下難以滿足不同地域企業和群眾的“無差異”訴求，即不滿足“同一件事情同樣標準辦”的條件。如，對于居民辦理一站式戶口遷移，通辦區域內的材料清單、審核要求、辦理時限仍然存在不一致的現象。二是數據共享對于業務協同的支撐不足。政務服務業務辦理基于本地數據集的利用較多，而跨區域數據集的共享利用明顯不足，沒有形成跨區域數據資源的價值循環，以致跨省通辦“一件事”業務流程不同步、不匹配。三是存在部分法律政策沖突問題?，F行法律政策的不適應問題對于政務服務跨域可達造成了一定制約。如，法規政策明確一些事項在屬地辦理或在戶籍所在地辦理。又如，電子材料涉及跨區域應用時法律效力沒有保障。事實上，一些省份已經出臺關于電子材料有效性的法規文件，而“通辦”的其他省份卻因未出臺類似法規文件，電子材料的有效性未予承認。

　　（三） 政府間政務服務能力差異制約“跨省通辦”整體成效

　　相對于“跨域通辦”頂層設計和統籌能力，地方政府對于跨域政務服務任務銜接和服務供給方面仍存在明顯的能力差異。根據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電子政務研究中心《2022省級政府和重點城市一體化政務服務能力調查評估報告》和有關調研結果顯示，不同地域政務服務的能力差異較大。盡管各地區政務服務能力均有不同程度提升，但服務能力“東強西弱、南強北弱”的總體格局仍然存在。一方面，先進信息技術的應用水平參差不齊，如人工智能、大數據與業務融合應用不充分、不平衡，又如“區塊鏈+審批”模式的技術標準不一等，囿于各自條件差異，強行推動服務上鏈極易造成“鏈上孤島”。尤其是對于我國中西部和北方部分地區，點狀創新要進一步形成“跨域”整體聯動的態勢存在難以逾越的鴻溝。另一方面，政務服務平臺與國家垂直管理系統及省內自建系統互聯互通仍然有一定障礙，封閉、割裂的數據管理模式與價值共創、開放和協同等數字政府治理理念大相徑庭，跨層級、跨地域、跨部門的數據資源共享和業務協同問題依然突出，業務協同和數據治理體系有待構建。[17]調研發現，中央部門垂管業務“跨省通辦”受各地的網辦能力影響較大，由于網辦能力發展不均衡，很多“跨省通辦”事項在一些地區“水土不服”，嚴重影響了“跨省通辦”改革的整體成效。

　　四、高質量推進政務服務“跨省通辦”的治理對策

　　當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歷史重任加之數字政府、整體性治理的內在邏輯驅動，必然對政務服務跨域治理水平提出更高要求。2022年9月28日，國務院辦公廳出臺《關于擴大政務服務“跨省通辦”范圍進一步提升服務效能的意見》，再次對“跨省通辦”改革提速增效提出指導意見。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要素的流動性增強，加之全國統一大市場在政策驅動下呈現出加速發展的態勢，政務服務“跨省通辦”高質量發展的需求日趨迫切?！笆奈濉睍r期，須主動順應區域化、信息化發展趨勢，加快政府治理模式轉型升級，構建形成政務服務“跨省通辦”發展新格局。對于當前政務服務“跨省通辦”面臨的諸多問題，既要從經濟社會發展全局高度抓好戰略統籌，通過政策規劃穩步實施推進，還要在優化服務模式、加快技術賦能和推動治理創新等方面重點發力。

　　（一）戰略統籌：明定位、促協同，加快適應跨域治理新常態

　　重點是根據“跨省通辦”改革的發展環境，緊密結合政務服務跨域治理實際，瞄準改革的定位和方向深化跨域協同。一是增強整體性治理理念的統合性。公共價值戰略管理視角下，政務服務跨域治理的基本邏輯在于，從整體戰略規劃出發促進組織內外的技術、數據、知識技能、資金等各類資源的優化配置以創造公共價值。推進政務服務“跨省通辦”，就是要從全局性戰略出發，全面回應我國整體政府改革和社會行政擴展的趨勢。[18]由過去的辦事人找部門，轉變為辦事人找整體政府，政府部門要跳出條線各自為戰的“小視野”，形成垂直聯動、條塊協同、政社共治的“大格局”。這一過程意味著，需要用“條”的專業性賦能“塊”的綜合性，推動跨層級、跨地域、跨部門的業務流程再造，提供一體化、高質量的政務服務。二是增強“多層嵌套”治理結構的協同性。鑒于戰略和組織結構的相互依賴關系，為了戰略執行需相應調整組織結構。一方面，應以政策落地為導向，對涉及跨層級、跨地域、跨部門的工作，需要由統一牽頭機構，指導協調解決重大問題、重大項目、重大政策、重點任務，加強工作的系統性和協同性。另一方面，應加快深化府際協作治理關系，探索專班或工作小組等多種組織形式，建立多方參與協商的工作機制，著力強化跨行政區協作的制度性安排，適應政務服務跨域治理新常態。

　　（二）模式調適：通數據、優流程，不斷優化線上線下融合新模式

　　政務服務“跨省通辦”從戰略規劃走向實踐應用，重點是要搭建起線上、線下融合的服務渠道，需要著力解決府際協同和數據共享兩大難題。一是推動跨省可通辦事項標準化規范化。梳理細化跨省可通辦事項，實現同一事項在不同地域無差別受理、同標準辦理，推動業務通、數據通、流程通，促進“全程網辦”“異地代收代辦”“多地聯辦”模式落地，真正實現“跨省通辦”。二是發揮數據共享對一體化服務的支撐作用。要推動以數據共享為基礎的減材料、減環節、減時間、減跑動。盡快明晰數據歸集共享的權責問題，厘清數據和證照的產生、持有和使用關系，形成每個事項的“用數清單”“出數清單”“出證清單”和“用證清單”，按用戶所辦事項優化歸集申請表單中的“數據”和申請材料中的“證照”，指導數據歸集的效率并推動按需歸集共享。三是推進業務流程整體性再造。業務流程深度優化是機構改革職能重組效果獲得制度性固化的保障，[19]重新審視業務流程，以滿足人民群眾訴求為導向，以業務流程再造為手段和依托，暢通縱向和橫向的府際協同聯動機制，從整體上提高政務服務的資源利用效率和服務效能。重點是持續向“多證合一”發力，推動“一件事”主題套餐改革，以國家、省級系統為支撐，進行數據對接和相關審批業務系統聯調，實現一口收件、協同審批、一口發證。

　　（三）技術賦能：“上鏈”“增智”，充分利用信息技術新動能

　　隨著從電子政務到數字政府的轉型升級，[20]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正全方位滲透到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領域，給政務服務“跨省通辦”帶來了難得的發展機遇。一是樹立技術賦能新思維。推進政務服務“跨省通辦”，就是要綜合運用現代科技手段，讓“算力”服務于“人力”。重點實現三個轉變，即推動政務服務由人力密集型向人機交互型轉變，由經驗決策向數據決策轉變，由被動接受向主動的、精準化服務轉變。二是構建技術賦能新路徑?？沙浞纸梃b區塊鏈技術在促進跨域互認互信互通、業務流程優化、共建共用共治等方面具有的技術優勢，聚焦跨部門協作、多環節業務、低成本信任等場景，以區塊鏈數據共享交換平臺為支撐，大力推進異地政務部門數據和業務上鏈。利用區塊鏈業務模型算法等技術，探索由系統自動開展“智慧審批”，使辦事企業、群眾獲得“秒批”服務體驗。加強知識庫建設，豐富語音輸入、表單智能填辦和手機智能導辦等方式，為企業和群眾提供“好用”“愿意用”的智能導辦服務。三是建構與政務服務改革相適應的法治環境。對于立法能夠解決的地方實際問題，重點通過加強省級立法探索，盡快填補法治盲點和空白，對于不符合“跨省通辦”建設的地方性法規政策要適時做“減法”取締。此外，還應加強法制問題的溝通與反饋，瞄準新技術應用、“跨域”變革中的新情況、新問題，及時尋求并獲取立法層面對“跨省通辦”改革的指導。

　　（四）價值創造：強基礎、促創新，積極推動數字化轉型新發展

　　數字化轉型視角下，政務服務跨域治理的價值創造過程中，需要數字化知識、數據安全和治理伙伴等基礎條件以保障治理要素的協同運行，推動政府數字化轉型和數字政府建設。一是增強數字化轉型知識技能。數字化轉型具有知識密集型的特點，強調先進知識對于組織行為的指導和調控。從傳統的政務服務治理向數字化的政務服務跨域治理轉型，需要數字化協同認知和技能的運用。為促進跨部門、跨層級、跨地域數據共享和業務協同，亦需更新公務員的數字化轉型觀念，提升公務員數字領導力、信息技術能力。[21] [22]同樣不可忽視的是，領導和員工的數字化轉型知識技能是更好實現數據共享利用、流程優化重塑的前提，且在跨域治理合作中體現得更為突出?；诖?，要增強公務員接受數字化轉型的意愿，并通過培訓和崗位鍛煉提升公務員的數字知識技能，培養既懂政務服務業務又懂信息技術的復合型人才。二是提升數據安全保障能力。隨著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的頒布實施，數據安全與隱私保護已經成為數字政府建設情境下的重大議題，[23]數據共享為“跨省通辦”協同提供便利的同時，還需從根本上探索解決“數據權屬不清、層級之間相互掣肘”等問題，[24]確保數據安全有序流動。實施中，“跨省通辦”數據安全保障應落在重大業務系統、共享交換平臺和政務數據中心等數據基礎設施的建設和運維各環節，增強體系化、常態化的數據安全防護能力。三是創新治理伙伴關系。積極發展政府與社會機構的治理伙伴關系，使公共資產通過一系列的政策、項目和活動有效地轉換為具有公共性的價值產出。加之，技術賦能、數據賦能是數字政府治理創造公共價值的主要表現，[25]也意味著這一過程中社會參與的不可或缺，應探索政務服務共投共建共享模式，使數字化轉型的優勢技術與公共數據資源得到有效利用，通過治理伙伴關系創新提升政務服務跨域治理效能。

　　五、結語

　　問題既是理論研究的起點，又能使管理理論保持與時俱進的鮮活度和旺盛的生命力。[26]于本文而言，究竟“跨何種域”是政務服務跨域治理協同問題的邏輯起點?？缬蛘辗盏囊惑w化困境正是來自于地域發展環境、府際協作水平、政務服務能力等方面差距帶來的影響，制約著政務服務“跨省通辦”改革的整體效能?；诳缬蛑卫淼哪繕诵?、系統性和動態性等屬性特征，本文認為應從戰略統籌、服務模式、技術賦能和治理創新等維度，破解政務服務“跨省通辦”改革面臨的發展梗阻。需要注意的是，在政府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背景下，數字世界和物理世界加速融合，政務服務治理在數字世界的互聯互通跨越了原有建立在地理邊界、組織邊界基礎上的政務服務管理范疇。這也意味著，政務服務跨域治理既繼承了傳統意義上跨域治理的一般規律，又兼具了跨域治理與政府數字化轉型漸進融合的新特征?！翱缡⊥ㄞk”情境下，基于數據、技術和組織等“跨域”資源的協同創造需求日益迫切，這也意味著對信息系統集成、數字化知識技能和治理伙伴就緒等方面構成新挑戰，對組織間的數據共享利用能力和協作流程優化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理論探索永無止境，政務服務“跨省通辦”亦莫能外。透過實踐分析，跨域政務服務作為電子政務的一種特定類型，自然需遵循電子政務治理能力所涉及的治理模式、治理結構、治理機制等綜合效能測度。[27]需要指出的是，政務服務跨域治理能力作為一個新的研究概念，從實踐分析走向理論成熟仍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毋庸置疑，關于政務服務跨域治理能力在跨域資源統籌和公共價值創造之間的能動機制、政務服務跨域治理變革從“調適”向“質變”演化的過程機理等相關議題，將在長時間內持續成為政務服務領域的研究熱點。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要“著力解決好人民群眾急難愁盼問題，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提高公共服務水平”。這既給面向未來的政務服務“跨省通辦”提出了更多更高的政策要求，也昭示著肩負滿足人民群眾美好生活向往的政務服務“跨省通辦”有著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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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項目]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國家治理視域下數據要素運行機理與治理體系創新研究”（21BGL240）、中央高?；究蒲袠I務費項目“在線政務服務跨域治理模式研究”（328202216）。

　　[作者簡介] 劉旭然，北京電子科技學院管理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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